春节,看了电影《孤味》,有些想说的。
无关于解读这部电影,而是想谈谈这部电影唤起我的记忆,这些记忆跟文化有关,跟家有关,跟男人和女人有关。
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,人们在恩与情,缘和报之间纠结。解开这个纠结,才能解开人心在爱恨情仇当中的枷锁。
恩和情是两样东西,但对某些人而言,两者混淆在一起。
恩更强调一个人的亏欠,但情强调的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情意。
换言之,恩很容易和外在的伦理教条捆绑,而不是一个人发自内心,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意。
过去,中国的人伦关系,强调恩,而不是情。恩情恩情,情在恩面前,只能当作恩的附庸。
因为从古至今,儒家文化彷佛注射在人的基因当中,在一个人意识到他自己之前,他已吮吸家庭与社会所提供的儒家营养。
社会学家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对中国社会的人际网络,提出「差序格局」的描述。
简单来说,中国社会讲求人际之间的亲疏远近,所以才会有「有关系,就没关系」的社会现象。有些人遇到问题,欠债了、惹麻烦了,第一件事不是找公正第三方,而是找关系。
差序格局的社会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(人伦)都是不平等的。就像费孝通所说:「伦重在分别,在《礼记》系统里所讲的十伦,鬼神、君臣、父子、贵贱、亲疏、爵赏、夫妇、政事、长幼、上下,都是指差等。」
既然有差等,不同角色之间就有不同要遵守的关系分际。这个关系分际,随着我们在一个社会里成长、生活,会自然的成为我们意识结构的一部分。
费孝通认为,中国强调的是「等差之爱」,相较西方的平等主义,费孝通说:「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,因为我们有的是自我主义,一切价值是以『己』为中心的主义。」
这里说的自我主义,并非以自我为优先,而是以自我为关系的中心,讲求亲疏远近。这个自我是被关系重压之下的我,而不是凡事考虑自己的我。对于关系近的人,他们的请求,这个我很难拒绝,比如被迫要出钱给弟弟买房的姊姊,或是要给领导送红包的下属。
在你意识到「我为什么过年要回家?」之前,你已经接受了过年要回家,过年要干这干那的种种习俗、规约和价值观。
房价、物价、教育经费等等,确实让许多年轻人对于结婚生子望而生畏,但除了这些经济上的压力,差序格局中的上位者,往往用「恩情」来绑架下位者的意志。
有些人不结婚、不生孩子、不照父母的意思选择工作,在他们父母眼里,那就是不孝,就是大逆不道。这种压力比起经济压力,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有时,因为无法满足父母而产生的自责,消解一个人追求自我的乐趣。
在青少年的咨询中,我看过几次这样的现象。来谈者基本放弃学习,因为学习对他们来说太苦了。可是苦的不是过程,而是父母给他们的目标。
有的孩子确实不大懂得如何学习,但当他尽力从30分考到50分,却发现原来在他考到90分之前,在他父母眼里都属于「不够好」的孩子。所以经过几次努力,孩子放弃了。
因为每每当他们有了进步,也得不到父母的鼓励,只有一贯的指责,或者有些父母还会讥讽着说:「你看吧!我就知道你应该照我当初说的那样读书,你早点照我说的读不就好了吗?」
孔子说的「推己及人」,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」就是自我主义的体现。一个人「要做好他的角色所应该做的」,然后再去要求别人。
从现代家庭治疗的角度,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挺可笑的。难道只有父母要求孩子的份,孩子没有要求父母的权力吗?
但有些人却秉持着这种自我主义,在亲子关系中因为愚孝而自责,在亲密关系中因为兼顾不了「在外像个淑女,在家像个荡妇」的父权角色而自卑。
谈到这里,可能有人会反驳,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知名的「好朋友」,难道这不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体现吗?
这里我们可以参考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书,里面那些结交朋友的英雄豪杰,他们结交朋友的下一件事干啥?干的就是大家一起当「拜把兄弟」。
连《梁祝》里,在梁山泊知道祝英台是女儿身之前,他们也因为同学之间感情好,也要当拜把兄弟。
电影《投名状》更是把这种朋友变成兄长的关系写得淋漓尽致,三个拜把里面的三弟把二嫂杀了,因为二嫂跟大哥有染,二嫂触犯了他们兄弟三人的誓言。
兄弟,就有兄长该干的,弟弟该干的,不同的道德责任和分工。
回到今天,有些人交朋友也是一声声的「哥」、「弟」、「姊」、「妹」这样的称呼。
这是中国的人际格局特殊之处,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不可能是绝对平等的,人有私心,人与人的关系是从内而外、从深到浅,层层递减。这个观点合乎人性,更能和现实处境相结合。
差序格局的文化埋藏在我们的意识之中,代代相传。然而,这种差序格局的观念随着中西文化的交会与冲突,逐渐的随世代有了改变。
这种改变使我们跳脱亲疏远近的视野,更能清晰的去看待一个个「人」,而不是一个个关系中的「称谓」。
电影中,林秀英象征的时代,差序格局的意识深深烙印在她的心中。年轻的时候,老公多次出轨、逃家,林秀英还是一次次接纳老公回家。即使老公明白要跟她离婚,她依旧说:「做夫妻就是一辈子的事。」
听到老公晚年女友谈到他死前十几年,每年都有回台南拜妈祖,林秀英想的也是怎么老公没回「家」。
对于某些年轻世代,林秀英的付出可能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,为什么要这样接受一个不断伤害自己的男人。
从平等主义的角度,年轻人看到的是「一个男人伤害一个女人」,但在旧社会,那是「一位先生伤害他的妻子」。
「伟大妻子」的幽灵,在电影中不时出现,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林秀英来到二女儿家中,和三个女儿面质的桥段。
林秀英要大女儿为她多年来做牛做马说声「谢谢」,大女儿说「谢谢」,但话锋一转,接着请妈妈不要把女儿们当成爸,要她们代替抛家弃女的爸爸跟她说抱歉。
前面二女儿也提到,妈妈给人的压力很大,每当妈妈好心要帮忙。事情就不再是帮忙那么简单,妈妈会付出一切,这时候受到帮助的人如果做得不好,就好像做错事一样。
当父母以英雄自居,孩子们就成了只能仰望英雄的凡人。当爱只能让人仰望,双方都无法轻松,双方都在上下而非平等的关系中各自奔波。
等差社会,人与人的关系都在伦理道德之下,在考虑个人之前,伦理道德优先被考虑。
除了个人的爱,在当时社会赋予人的价值体系,夫妻关系并不是平等的,夫唱妇随、嫁鸡随鸡的观点仍是主流,想要跟主流价值对抗,那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。
李海燕(史丹佛大学汉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)的著作《心灵革命》(Revolutionof the Heart)对中国人的爱情观做了系谱学的研究,当中有一段谈到比起私人情爱,在某个历史阶段,更强调关系中的英雄主义。
「贞节牌坊」就是这个英雄主义的产物,奖励一个从父、从夫、从子的女性,奖励她的付出,奖励她的牺牲,就好像这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最好的,也应该去实践的选择。
林秀英多年来信奉着扭曲的英雄主义,她认为自己在「妻子」和「女儿」这两个角色里,都彻底失败了。先生成天外遇,自己是「失败的」妻子;自己又因为偷父亲的印章,气死了父亲。
最终她能够实现的人伦角色,至少在她能理解的层面,就剩下「母亲」。所以她紧紧抓住这个舞台,穷尽一切去付出。
林秀英多年没有离婚,她等的如果只是一声抱歉,可能她早就放下了。但她内心对于「一位好妻子」的道德教条始终捆绑着她,这是她的局限性,但不是她的错。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其伦理道德的局限性,站在后见之明的角度加以批判,未免过份轻松了。
所以去指责林秀英愚蠢,我想未免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。谁知道在那种社会价值观体系下长大的我们,能否活出不一样的人生。
最后林秀英何以能走出来?
我想关键在于,她和先生的最后情人蔡美林会面。
林秀英和蔡美林,她们是陈伯昌的原配和最后的情人。
林秀英在电影里,屡屡谈到「报」,蔡美林谈的则是「缘」。
这两个概念非常不同,却经常被搞混。
所谓的报,一般民众的观念来自民间佛教(非佛学)的因果报应观,所谓「欲知前世因,今生受者是,欲知后世果,今生做者是。」
我记得多年前我爷爷中风卧病在床,当时曾经请过一位看护,家里人看看护很辛苦,所以不时会给看护买点东西慰问。
结果有次看护说:「不辛苦,我这是在消业障。」这句话把我两位姑姑气得够呛。
就这位看护的民间佛教观,她等于是在受苦,但她通过受苦来消除作恶得来的业。换句话说,我爷爷成了她眼中修行的炼狱。
报应观和等差格局的人伦观,可以说是一拍即合。
当等差格局强调「什么角色就该干什么」,但当你反思:「为什么我是在下位的角色,你是在上的角色?」
报应观赶紧补充:「那是因为你之前坏事做多了,所以你现在在下位。只要你好好干好下位者该干的,可能这辈子(或下辈子),你也能在上位。」
两者很好的让一个人接受他的宿命,接受被既有的道德归约摆布。
可是「缘」不同于报,报的起点是「结果」:你做坏事,所以结果是你要受苦。
「缘」强调的是「开始」,《清平山堂话本‧董永遇仙传》有段话「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不相逢?」
陈伯昌逃离台南老家,在台北遇到蔡美林,两人在一起十几年,最后是她给陈伯昌送的终。
蔡美林对林秀英说,这都是缘。确实蔡美林碰到陈伯昌,两人的见面有缘,但后面怎么相处,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所以当林秀英对蔡美林表示抱歉,因为她多年来不愿意跟陈伯昌离婚,导致蔡美林没有名分。
但蔡美林响应,如果不是林秀英和陈伯昌种种纠葛,她也不会遇到陈伯昌。
蔡美林总是强调「相遇之初」,而林秀英则总是谈「受苦之果」。两种不同信仰的人生观,带来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。
强调缘,或许可以让一个人更加珍惜相遇,而不是纠结在结果。这和伴侣咨商的道理很像,伴侣咨商中,咨商师经常会请面谈的夫妻回溯早先恋爱的过往,回忆当初为什么在一起,以及曾经对对方的欣赏、喜欢、爱等感受。
回溯不见得能挽回感情,这也不是咨商的目的,但至少通过这场回溯,可以做为双方认清当前关系是否还能走下去的参考。如果双方发现真的是回不去了,那么分开也不是一件坏事。
很多人分不开或分得很糟糕,就在于他们对过往没有充分的认识,所以他们活在他们自己架构的回忆和角色里。
就像拒绝跟林秀英大女儿离婚的先生,他沉浸在自己「浪女拯救者」的幻想里。
蔡美林的出现,可能帮助林秀英认清了缘和报的差异。她回头去看开始,慢慢理解过程和结果中,有很多事情并不是她的错,不是她哪里不好,所以老公才跑掉。
她当初爱的陈伯昌,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确实存在过,这是缘。但陈伯昌的渣,对她和家人造成的伤害,并不是她的报应。她尽力了。
当一个人看重缘,恐怕才能肯定自己的尽力,走出「一切都是我的错」,把结果都往身上揽的自责,并用报应来合理化自己的自责。
电影中,三个女儿偏向爸爸的立场,让她们和母亲的关系一度紧张。
尤其是小女儿,在林秀英眼中简直吃里扒外。这个角色也受到观众比较多的抨击,认为她不孝顺。
对此,我想先谈谈美剧《绝命毒师》。
《绝命毒师》讲述的是:男主原本是个平庸的中学老师,因为罹患癌症,于是他为了家庭铤而走险,用他的化学知识干起制毒行当。没想到越做越火,中间因为各种原因,逐渐黑化,从数学老师变成毒枭、杀人凶手。
中间好多次,面对同伙、家人和自己,他的说法都是「我这么多做都是为了这个家」。
但到了最后一季尾声,当他要去救徒弟的时候,他跟妻子见了最后一面。妻子告诉男主,不要再说你是为了这个家。
这时男主第一次承认: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」
男主从来都不想过平庸的生活,他年轻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创业,没想到这时女友怀孕(后来的太太),于是他用几千块美金把股份卖给朋友,找了能够餬口的教师工作。
多年后,当年的公司已经上市,朋友成了富翁,享有权力和金钱。男主却一贫如洗,连医药费都负担不起。
在制毒过程中,男主的黑化,不过是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他成为一个行业的老大,他人眼中的尊重和重视的对象,而且他干的是他真正擅长的事情,从事化学制造与研发,而不是忍受学校里小屁孩的轻视。
所以女儿们爱她、同情她,却无法真正和她站在一起,因为母亲自己背上的重担太沉重了,在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迫一起承担。
其影响就是大女儿根本不敢真正进入一段关系,因为真正的关系需要双方敞开自我,那意味着暴露自己的弱点,有很大的机会被伤害。
我想对大女儿来说,最可怕的恶梦就是变得跟母亲一样,用一辈子去偿还对父亲的亏欠,对先生的爱恨,求取着一位死者和一位失踪者对她说:「谢谢」和「对不起」。
这种持续半生的伤害,我看了都怕。毕竟如果我亏欠一个活生生的人,我好歹知道有天我能还得起,但如果我亏欠的是脑里的梦魇,我要怎么还?
二女儿也受了影响,但因为年纪,所以影响稍微小一点。她用和先生分居两地工作的「合理」借口,去保护自己和先生保持在一种稳定恬淡的状态。
可是这种恬淡带着害怕被伤害的自我保护,实际上二女儿很敏感,当她在台南家里看到先生书架有本年轻人读的爱情小说,她马上质问这是谁的书。
当先生找她好好坐下来谈,二女儿第一个想到的念头是「妳是不是要跟我离婚?」宛如惊弓之鸟。
小女儿受到的影响最小,因为她没有跟两位姊姊一样,陪母亲抓奸,看母亲受苦和崩溃,她对父亲的印象相对简单,所以她能用比较纯净的方式去思考眼前的事态。
在小女儿看来,爸爸既然还是家人,他就应该得到家人的对待。所以她选择用爸爸喜欢的方式,去送爸爸一程。她没有想到,这是对妈妈的背叛。毕竟在林秀英看来,陈伯昌死掉是报应,她也曾用此刺激大女儿,要她别再胡搞,免得遭受报应。
反过来,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小女儿,竟然跟自己唱反调。林秀英自认没有做错,她自认不该有此回报。
可是,小女儿错了吗?
可能错了,但对照家中其他女性,小女儿最重感情,也因此她离伦理教条下的恩最远,也没有笼罩在报的阴影下。所以她最自由,尽管可能在某些层面来说,她「错」了。
这就是自由的代价,自由就是即使处在一个等差格局的人伦社会,你仍旧选择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。
当然随着社会发展,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他们可能成为父母眼中的逆子,某些长辈眼中的另类,但唯有这样的人,才能打破强调报的宿命论。
就像很多时候,哪有什么「和解」和「放下」。一味强调做人就是要懂得放下,懂得和解,不过是另一种道德绑架。
有时候,自由的意义需要通过明知故犯加以充实。
有些观众无法认同小女儿的立场,甚至像林秀英的弟弟一样,无法接受陈伯昌这个渣男竟得善终。
我可以明白这类剧情对某些人造成的错愕感,觉得这样的剧情三观不正。
但三观很正的电影,那叫宣教片。用书来形容,那叫鸡汤。
我想反问观众,现实中的渣男都得到报应了?你从小到大遇到的每个坏人有多少死了,还是大多活得好好的?
假如某部电影让林秀英大仇得报,陈伯昌跟小三死得凄惨,这部电影可以满足观众的复仇欲望。
但现实中,要是你碰到那些破事,可能你会发现,纠结在报应这个期待,就像接受沉没成本,无奈活着才是最有实现可能的选择。
比如当我们看林秀英到七老八十才签下离婚证书,是!她没有打破「做夫妻是一辈子的事」的誓言,这个誓言是她自己给自己的,她信守,但她没有办法要求别人也这么做。
但如果她早点反悔,让自己失信,或许她的后半辈子会活得更宽广,有更多选择。
我喜欢《孤味》这部电影,因为导演许承杰基本把故事说得够清楚。
虽然有几处,感觉到对李安、是枝裕和等导演有点致敬的味道。做为一位新锐导演,会受到优秀前辈的影响很正常。
有些导演不愿磨出自己的风格,为刻意凸显自我而出奇,导致故事说不好,这反而令人遗憾。
尤其观影和撰写这篇心得时,人在异乡。
我的童年在高雄度过,大学在台北读书,多数时间跟家人在南投长大,电影里一幕幕的熟悉场景,伴随温醇的台语歌,对我来说既勾起乡愁,又抚平了乡愁。
想到当初来异乡奋斗是我的选择,也许有天我会离开,但那是反悔吗?是我没有毅力的表现吗?
也许是,也许不是。何时该勇敢的犯错,而不是顽固的坚持,这大概是活着最大的难题之一。
这道难题谁绕得开呢?
我想,能绕开的叫故事,绕不开的叫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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