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秦赋》从古装剧走向历史剧

前三部颇有口碑的《大秦帝国》，终于迎来大结局《大秦赋》。

就目前看到的几集，不论在场景上，还是在情节上，均保持了前三部的高水准，堪称近年来少见的优秀历史剧。

一般来说，越是与当代靠近的历史，越易给人亲近感，而秦国距今已2000多年，在此期间，社会结构、价值观念、风俗、生活习惯，乃至语言，都发生了巨变。且自汉代起，在历代儒生泼污下，秦国已被贴上“暴秦”等负面标签。既然如此，《大秦帝国》为何还能赢得如此多的观众认可？

刚上线的第四部《大秦赋》多少给出了答案，即：这不是一部古装剧，而是历史剧。

谁也无法再现“真实”，只能与“真实”押韵

一般认为，历史剧就是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题材的电视剧。黑格尔提出，“维持历史的忠实”是历史剧的重要创作原则，所以，判断一部历史剧的好坏，“是否真实”是硬标准。由此带来一个巨大的困境：历史的结局都是固定的，观众早已知道，完全真实的话，悬念何来？而没有悬念，戏剧还能称为戏剧吗？

面对这一困境，形成了“七实三虚”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等解决方案，但从结果看，效果一般，绝大多数国产历史剧被拍成了古装剧——从细节看，它是真实的，从环境设置与人物关系看，也基本真实，但其中的精神，却是伪造的，不过是把现代人安放到古代的背景中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少观众对历史剧存在误解，特别是误会了“真实”，所以每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，后面必然跟着一群爱好者在大加挞伐，必求人物姓名、地理名称、服装纹饰、日常器物的准确。在这种“放大镜看美人”式的研究下，反而会扼杀美感。春秋战国时，汉语和今天都不一样，今人听上去，犹如外语，如果一定用这种真实来拍戏，恐怕无人能看。

事实是，真实不是与历史相等，不是克隆。历史一旦过去，便不可能复制，谁也无法再现“真实”，只能与“真实”押韵。也就是说，深入把握历史精神，而不是锱铢必较、死抠细节。

《大秦赋》之所以好看，乃至整个《大秦帝国》之所以成功，恰恰在于把握了历史精神的真实。

它的真实，来自表达出华夏共同体意识

那么，什么是历史精神的真实呢？具体到战国末期，就是要直面真问题：秦国为何能最终统一天下。

诚然，在战国末期，秦国的军事实力、经济实力、组织能力最强，但纵览春秋战国史，晋国、齐国、楚国等也曾称霸一时，它们为何没能实现大一统？秦国强大后，六国联手对抗，为何没能成功，反而被各个击破？

决定胜败的最终因素，永远是人。把握住人，才能给出有价值的回答。《大秦赋》的处理堪称样板：在剧中，嬴异人（辛柏青饰）、吕不韦（段奕宏饰）、嬴政（张鲁一饰）、嬴稷（王庆祥饰）等，甚至包括嬴子傒的师傅，他们彼此有恩怨、互为仇敌，甚至不择手段，可他们却都有强烈的华夏共同体意识，他们行为、思考的出发点，都是扫平六国、一统天下，这种责任感大大超过了其他六国的君臣。

以嬴异人（秦庄襄王，秦始皇的父亲）为例，史籍关于他的记录甚少，似乎只是吕不韦的傀儡，但《大秦赋》却精描出他的软弱中，自有刚强的一面——为吕不韦挡剑；逃离邯郸时想回去寻找赵姬（朱珠饰）；甚至为了赵姬，忤逆华阳夫人（邬君梅饰），几乎丧失了继位的可能……在情感与理智之间，嬴异人更偏重前者。可随着责任感增加，嬴异人的责任意识不断上升，面对战国四公子之一平原君赵胜的讹诈，嬴异人的理智最终压倒了情感。

秦国君臣的这种华夏共同体意识，与赵国国君汲汲于个人是否受辱、赵姬在危难时担心被嬴异人抛弃、西君的色厉内荏……形成鲜明对照。特别是赵姬，因嬴异人在情与义的选择中，没能偏向自己，产生报复心理，视儿子嬴政（张鲁一饰）为私货，为她攫取个人利益的的砝码，当这条线与两代秦王（嬴异人、嬴政）的雄心碰撞时，公与私、义与利、道德与法律之间经过一番激烈博弈，从而很好地回答了天下归秦的原因：大格局必胜小格局。作为普通人，选择“以天下为怀”还是“一己私念”，属于个人偏好，只是一旦转化为集体意识，则高下、胜负立判。

《大秦帝国》刻画了6代秦王，他们各有缺点，也会犯各种错误，但强烈的华夏共同体意识，激励着他们不断超越自我，使秦国积强为雄，最终鹰扬天下。

刻画好人，“历史精神的真实”才能落地

不否认，《大秦赋》的服装、化妆、道具颇为精细，但没有“历史精神的真实”，细节的真实就毫无意义。

然而，“历史精神的真实”比较抽象，在具体创作中，较难把握，而《大秦赋》在两点上处理较好。

首先，正确理解历史人物：这需要大量阅读史料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独到的史识。

秦国本属东夷，犬戎杀死周幽王后，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，侥幸成为诸侯，被列国讥讽为“起于戎狄”。在此后与犬戎不断发生的军事冲突中，秦国逐渐强大。战国七雄都有华夏共同体意识，但其他国家的意识来自文化传承，秦国则来自实战——一旦丧失华夏共同体意识，就可能被犬戎消灭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所以，秦国的华夏共同体意识更强烈、更切实。

在传统史料中，秦国君主被污名化为“虎狼”“残暴”，但认真梳理一下，就会发现，历代秦王均有强烈的牺牲精神。比如当质子，不仅要承受侮辱，且随时可能被杀，但嬴稷（秦昭王）便曾在燕国当人质，他只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嬴悼在魏国当人质，并死在那里，次子安国君嬴柱（秦孝文王）曾在赵国当人质，秦异人（秦庄襄王，秦始皇的父亲）也曾在赵国当人质。

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。责任感是在苦难与危险中磨砺出来的，《大秦帝国》牢牢地把握了一代代秦王从贵公子到强者的性格成长历程，而《大秦赋》中，辛柏青的演绎尤其精彩。历史的主体是人，刻画好人，“历史精神的真实”才能落地。

其次，与当下结合：所谓历史，必须与当下发生关系，它不是博物馆的陈列物，更不能堕落为讲故事。没有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情怀，读史何益？

《大秦赋》牢牢地把握了华夏共同体意识这一根本，因为它贯通古今，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帮助。

在中国历史中，存在“历史周期律”，即盛世难持久，因盛世易生浮华，导致责任感、上进心、集体感的丧失，因此落入灾难中，兴衰治乱，往复循环。这提醒后人：唯有坚守历史精神、自强不息，才能挣脱历史宿命的缠绕。

过去的不只是过去，它将沉淀为后人的智慧与精神，永远地保留下来。真正的历史剧必然要承担起“文以载道”的义务，而《大秦赋》引人关注，恰恰就因为它承担起了这份义务。

回肠荡气，全靠这两点

历史剧与古装剧的最大不同，在于后者以娱乐为主，片面追求情节复杂、离奇，只塑造扁平人物，而历史剧要提供人格样板，即塑造英雄。这就带来一大难题：英雄是超越观众的常态生活体验的，呈现方法不当，可能引起不适感。

从效果看，《大秦赋》创作者们的手法值得关注：

一方面，牢牢把握“三一律”。比如嬴异人与西君、平原君赵胜谈判，将赵姬、嬴政等也牵扯到谈判桌旁（不能发言，只能用表情传达意见），通过现场几人的不同反应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，将嬴异人逼死角，不得不在情与义间做出选择，类似经典场景在戏剧史上不绝于缕，虽结局不难猜到，但有了各方牵扯，无悬念也变得有悬念，形成了戏剧效果。

另一方面，把握住个性差异。在《大秦赋》中，嬴异人、吕不韦、嬴政等均称英雄，但他们并不相同。吕不韦的雄才大略源于他设立了一个宏伟目标，有了目标，所以能忍受现实的折磨。嬴异人的英雄情怀则来自血脉，一旦有外部力量激发，便迸发出来。嬴政的气概则来自童年遭遇，屡经背叛后，自我意识被强化，因猜而雄。所以吕不韦有放松、戏谑的一面，嬴异人有犹豫、软弱的一面，嬴政则有冷酷、残忍的一面。个性差异形成的张力，对整个戏剧结构产生影响，而《大秦赋》用华夏共同体意识将他们串联为一体，使他们既不相同，又是一体，从而与观众的常态经验结合起来。

《大秦赋》较好地把握了“历史精神的真实”，特别是找到了呈现“历史精神的真实”的方法，所以给人以回肠荡气之感。为后来的历史剧创作，提供了范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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